由樓市辣招到汽車登記稅，政府的很多政策都明顯違反了基本的經濟邏輯，原因何在？官員不濟、政客左右也許是主因，但本地經濟學者也有相當責任—相對其他地方，香港的經濟學者的確甚少研究本土議題。在歐美以至中日，幾乎每一項和錢有關的大型政策都有經濟學家研究。紐約時報不久之前就有一系列報導，探討經濟學在近年如何壓倒其他社會科學，主導了美國的政策討論。*

誠然，由本地經濟學者撰寫的評論並不罕見。早年有張五常，後有雷鼎嗚、莊太量等，近年則有經濟3.0的三位同行。這些本地經濟學者多年筆耕，為經濟學開拓本地市場功不可抹，但評論終歸是評論，和嚴謹的學術研究不可同日而言。

後者的缺乏，歸根究底其實也是政策問題。多得港大陳文敏教授被打壓的新聞，公眾對教資會如何向各大學分配經費有了多一點了解。在現行機制下，一個學系所得的經費有一大部份是和「研究成果」掛鈎，而像經濟學這種沒有直接商業價值的研究，「成果」是看有多少篇論文發表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。因為這些期刊多是在歐美審編，有關香港本土的研究獲青睞的機會微乎其微，老師們為保生計，自然不會花時間做本土研究。當政策只求數字上「超英趕美」，社會政策研究就被犧牲掉了。

*http://www.nytimes.com/2015/01/24/upshot/how-economists-came-to-dominate-the-conversation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