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一個學術單位管理層的角度出發，即使同情學生的動機，在原則上還是不可能支持學生干擾會議—若人人都覺得可以用干擾行為影響管理層，整個決策制度就蕩然無存。就這點我是理解的，但當這種反應變相成為對拖延任命副校一事的默許，影響就會十分負面。

根本的問題是在今日的香港，反建制人仕要面對的是一個基本上沒有底線的公眾。

若你在香港問：「甚麼情況下學生才應該以行動對抗校委會？」我相信很多人會答不上。這並不代表他們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以行動作抗爭，而是他們根本沒有想過底線應定在那一點，又或有意識地不想處理這個難題。持這種想法的人在不公義步步進迫時會不斷退讓，因為後者還未碰到他們那條實際上不存在的「底線」。

有談判經驗的人都明白當對手曉得你的底線，你在談判中就註定失敗。在回歸初期，建制一方並不知道港人的底線在哪，所以2000年的港大民意調查風波以鄭耀宗辭任校長告終。港大校委拖延任命副校一案，性質比港大民意調查風波嚴重得多，但今日建制已很清楚一般香港人並沒有底線，無論價值觀受到多大的挑戰，都不會有更激烈的抗爭。只要對遊行、聯著等各種慣常手段不作回應，再不段重覆自己支持「法治」、「機制」、「理性」等等空泛的理念，他們就立在不敗之地。「人無恥便無敵」，沒有比這句話更合適用來形容今日的香港。

沒有底線就沒有談判籌碼，這可能就是香港要面對的結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