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來不打算就港人副校事件再說甚麼的，因為我個人認為否決任命本身並不像拖延任命般明顯有問題，而會議內容並無法以獨立途徑確證，外人亦難以置喙。但在網上讀到好幾名同行評價陳文敏學術成就，不由得再寫幾句：

第一，一名學者對其專業範疇的供獻，應由同一範疇內的其他學者評價。當法律界對陳文敏作為學者的評價是相當正面的時候，十來個外行人持相反意見就很難說得過去。若校委會對候選人的成就有懷疑，應參考教授升遷制度委託同一範疇內的校外學者作評核，以示對學術的尊重。其他學科的學者就更應三緘其口，不應隨意公開作出評價，特別是當自己其實對該範疇的學術評審傳統認識不多的時候。

第二，單以文章刊出的期刊排名來量度學術水平，並不能準確評價一名學者對香港的供獻。以經濟學為例，假設有兩個以相同的技巧量度最低工資影響的研究，一篇用美國數據，一篇用香港數據，則前者肯定可以刊登於比後者好得多的期刊。但以對香港的供獻來說，後者大有可能比前者重要。

本土研究相對不受重視，一來是因為排名高的主要都是歐美學術刊期，因此在好些學術範疇內都會有地域偏好。二來香港畢竟只是一個城市，以香港為對象的研究在國際上重要性不及以大國為對象的亦屬正常。

問題的本質是本港由研資會以降都以排名為尊。當大學對研究的要求越來越高，學者在有限的時間下必須作出取捨時，本土研究就難免受到排擠，而這現象在經濟學和法律這些地域性強的範疇尤為明顯。單是本港經濟學界就已經不止一次出現戮力本土研究的學者，因為著作的國際排名不夠高而被逼離開。院校在學術範疇內的排名和其對社會的供獻愈趨脫節，自不是社會之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