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朋友問我對最低工資的看法, 既寫了也就貼出來吧。

「應否」設立最低工資，本質上並不是經濟學的問題，因為經濟學的着眼點一般而言在於效率。假若目標是生產力的最大化，那大概沒有最低工資比較好–工資由市場供求所定，生產力低的工人工資低是正常的。但假若社會的目標不光是單單把生產力最大化，而是有公平、社會穩定等考量，那最好的方案可能就是設立最低工資，以一點點生產力的損失來達至其他目標。

假設公平是社會的目標之一，有一個情況下設立最低工資會毫無爭議–當低收入的勞動市場被僱主壟斷的時候。舉個例子，假如全香港只有麥當勞提供低收入工種，又有十幾萬人排隊做，低收入勞動市場就是被麥當勞壟斷。這種情況下麥記當然會將工資盡量壓低來增加利潤。在這種情況下設立最低工資，除了可以增加工人收入，還有可能增加就業–因為麥記不再有請人會扯高工資的考量。

上述情況是歐美支持設立最低工資的原因之一。我可以相信歐美的情況的確是那樣–經濟學的研究亦多數發現最低工資在歐美對就業人數無甚影響。但香港呢？麥當勞大家樂還有可能是壟斷，但明顯亦有大量獨立餐廳和中小企請收入低下的清潔工和保安。這種情況下最低工資難免對就業和生產力有負面影響。社會是要公平、穩定，還是要就業數字和生產力，這取捨就不是經濟學所能作答的了。

歸根究底，香港低下階層人工低的原因是因為中國大陸工資相較香港非常低。當深圳的人工才二千元，香港的工資其實已經很高。大陸的人工一日未及得上香港，香港的低下階層都會有工資壓力。有最低工資但無最高工時，打工仔唯有超時工作。假若將來有最低工資又有最高工時，應該會有更多工種會北移。

最後有一點，趙耀華教授12月7日在明報論壇版撰文論最低工資，提出的觀點和本文有相類的地方。不過我不大苟同趙教授指卡德（David Card）與克魯格（Alan Krueger）的實證研究為「非傳統」，強調理論分析的重要。理論受假設影響，只要找對假設，基本上理論可以指向任何方向。趙教授明報文章的理論超簡單，底下的假設絕對有不成立的可能，這亦是實證研究的重要性。事實上，Card and Krueger幾篇實證研究的概念很簡單，只不過是在兩個相鄰地區做問卷調查，看看最工資水平對就業的影響。他們分析的方法基本上錯不了，只有可能在問卷調查過程中出錯。但資料出錯當然不是問卷調查獨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