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陸再次放寬來港限制，為本港再添1400萬潛在旅客，社會的反應基本上是負面的。也難怪，物價租金高企，醫療教育資源皆不足，還有直至不久前沒多少人討論的黑工問題，說自由行沒生大量問題只會是自欺欺人。

殘酷的現實是，香港僱員的實質工資不會上升是預期之內—遊客需求的首要是香港這地方，其次是香港公司，香港僱員的重要性其實不大。說白一點，若香港的商戶把前線員工全換上能操流利普通話的大陸僱員，大陸遊客大概只會更多。

總有人會在這個時候出來說：不要緊，商家掙多了錢，一般市民就是會受惠的。但我已多次指出，這「造餅效應」並沒有理論基礎。香港主流論述有一個錯誤的觀點，就是相信自由市場本身會令所有人受惠。這是錯的。微觀經濟學對市場機制的基礎理論有二：一，市場機制（在某些看似合理的假設下） 是有效率（efficient）的，沒有辦法令所有人都更受惠；二，任何有效率的財富分配理論上都可以透過資產轉移來達到。「有效率」有多大意義？很簡單，如果香港所有資源都歸李嘉誠一人擁有，那也算是有效率的結果。所以只談效率而不論再分配基本上是沒有意義的。

還有近日熱騰騰的黑工問題。大陸的廉價勞動力本來是好事：例如，原本負擔不起裝修等服務的家庭，現在就會受惠於大陸工人低廉的價錢。但香港當然亦要面對典型的外勞問題 ，即本地低技術工人無法和外勞競爭，加速社會收入兩極化。

一般來說，為了保護現有利益而放棄較低成本的選擇並不可取：試想如果十九世紀的人們為保馬車生計而放棄使用蒸汽火車，那會是怎麼樣的世界。要達至某程度上的人人受惠，長遠需要低技術工人轉型—這是微觀經濟第一課就會教的比較優勢定律（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）。但轉型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做得到，所以短期內資源再分配是心須的—就是把資源從受惠於自由行的群體轉移到受害的群體。

要達至這目標，最理想當然是直接向自由行的受益人益稅，但這在執行上是十分難的：哪家公司、哪個家庭受惠於自由行？受惠了多少？這通通都不易算。退而求其次，我們或許可以考慮從最容易的方法入手：在邊境關卡徵費。舉個例，假若向每名入境的大陸遊客徵收500元類似落地簽證般的費用，再保守估計只乘下三千萬旅客人次，庫房都會有150億元進賬，直接派錢的話每名市民可以分到2000多元。除達至資源再分配這目標，徵費亦會減少遊客及即日來回黑工的數量，可謂一舉三得。